一名朝鲜志愿军战俘的一生 | 人间 | 自由微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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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名朝鲜志愿军战俘的一生 | 人间

Original 2017-09-20 齐文远 人间theLivings

资料图

1953年7月，交战双方在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签字，确定了战俘按照各自自愿原则遣返。8月到9月间，5600多名志愿军战俘被直接遣送回国。而多达14000多名志愿军战俘则分批登上了战舰，于1954年1月，驶向了遥远的台湾。这里面就有郭三柱。

前言

大郭的父亲坐着轮椅，已经几年没来公墓了，今年清明，老人家竟又上来了。

我和父亲去公墓看望母亲，正要回去时一抬头，看见了大郭和他的父亲就在远处站着。我们都很惊讶。

大郭父亲十多年前患了风湿，腿脚就开始有点不利索。五年前，大郭的母亲去世，因公墓依山而建，前三年每逢清明、中元和十一，大郭总会用轮椅推着父亲上山祭奠。这两年，老人再无精力，都是大郭一个人来看望母亲。

大郭也看见了我，遥遥向我挥手。我走过去，给郭姨敬了一炷香。

“一会一起回吧。”我说。

“等一会，我爸还要给我三爷爷敬香烧纸呢。”

这时，我才注意到大郭的父亲已是老泪纵横，由儿子紧紧搀扶着，一点一点挪到了一处刻着“龙”的焚炉前。香烟缭绕间，老人一边喃喃祷告，一边颤巍着跪下，磕了个头。

上车时，老人握着父亲的手泣不成声，“今天，我三叔在抚顺老家入土为安了。可恨我身体不好，赶不过去啊！”父亲赶忙安慰，“节哀啊，老年人流泪，就和年轻人流血一样，伤身体啊。”

回去的路上，老人讲述了他三叔那令人叹息的一生。

朝鲜战争时，这位名叫郭三柱的青年冲上了最前线，战争结束，被俘的年轻战士没能回到家乡，而是被强制送往台湾，直到他88岁的一生终结。

1951年的春节，与往年都不一样。还没过二月二，生产队里的大喇叭就开始播放起“抗美援朝，保家卫国！”“舍小家，保大家！”等激扬的口号。

那时抚顺还是中央直辖市，每个人的“政治觉悟”都很高。生产队不少年轻人都报名参了军，郭三柱的心里也起了波澜。

他们家是典型的三代贫农，根正苗红，他爹又是生产队队长。三柱兄弟三人，大哥比他大十多岁，在鞍钢做技术工人，二哥在煤矿工作，去年腿被砸着了，至今还一瘸一拐。按说，他应当责无旁贷，去报名参军，保家卫国。只是他刚结婚半年，媳妇又刚刚怀了孕，心里多少还是有些不舍。

三柱爹在家吃饭时依旧不动声色，反倒是他每天晚上左思右想，睡不好觉，白天修水渠时呵欠连连。其实整个生产队社员都知道他有了心事。

农历二月三一大早，隔壁刘家窝铺生产队的大喇叭就嗡嗡地吼了起来，锣鼓敲得震天响。一打听，才知道，原来是结婚还不到一个月的王二娃子也报名参军了，要去前线打美帝国主义。

三柱听到，心里一惊。

吃晚饭时，一向寡言的爹很严肃地说了一句，“吃完饭到我屋来，有事和你说。”三柱听了，心里已经下了决定，匆匆吃完一碗高粱米水饭。

“我去参军，保家卫国。”三柱对着爹和娘说，一旁的媳妇小翠听了，不知该是喜还是忧，一时竟呆住了。

过了半个多月，部队上的整训团来生产队接收新兵。早上临出门前，他握着媳妇小翠的手，只说了两个字：“等我！”说完转头就走了。

打谷场上，十几个壮小伙子一字排开。三柱爹给大家每人胸前戴上一朵大红花，还要再说些鼓励的话。大喇叭里循环高声广播着“舍小家，保大家，为祖国献身的时候到了！”大家都热血沸腾。

三柱朝人群中望去，没有看见娘。娘肯定又在家里偷偷抹眼泪。倒是小翠站在人群最前面，拼命向他挥着手。

爹给他戴上大红花后，紧紧地握住他的手：“郭三柱同志。”然后就没有再说下去，只是重重点了一下头，眼中竟有了泪光。这是爹第一次喊他同志，第一次流眼泪，他一辈子也没有忘记。

郭三柱在整训团里接受行军、掩护、防空、防毒、射击等项目训练一个月后，就被补充到了部队，跨过了鸭绿江。

彼时的朝鲜，遍地硝烟，满目疮痍。郭三柱所在的连队头两天一直在急行军，忽然接到上级命令：夜黑时迅速占领了一个小山头。战士们开始争分夺秒地挖战壕，三柱是个有力气的庄稼人，挖的速度比别人都要快一些。

正挖着战壕，密集的炮弹便呼啸着飞了过来，大家赶紧趴在地上。巨大的爆炸冲击力将山上的土层掀了起来，厚厚地盖在郭三柱的身上。等他探出身去，才看到，周围已全是战友纷乱的残肢和尸体，郭三柱跳出战壕，准备抢救旁边受伤的战友时，耳边又传来了呼啸的声音。

他只觉得眼前已全然是一片红色，从浅红到深红，大地旋转着，压到了他的身上。等醒来时，他已成了一名志愿军战俘，在郭三柱心里，这令人羞耻，好几次，他动了自杀的念头，但迅即又被压了下去：他想活着，他想再看一眼爹娘、小翠，还有自己那未出生的孩子。

在前方战俘临时收容站待了几天后，他又辗转去了水原，釜山，最后在11月底，被押送到巨济岛。

那里有四个中国志愿军战俘营，其余战俘营则全关押着朝鲜人民军战俘。刚到战俘营时，有饭吃，也没有虐待，但没有自由。

没过几天，战俘营里竟然还放起了电影，唱上了京剧，郭三柱自然也去看。每次电影结束后，总有一些战俘高声宣讲三民主义，说台湾才是志愿军战俘的好归宿。后来，又有人强行把一些三民主义的宣传材料塞到郭三柱手上，他如同抱了一个定时炸弹，急匆匆地跑远后，将那些东西扔到了厕所里。

那时，台湾对于三柱，是一个非常遥远的所在，在他的印象里，那是一个还未解放的地方。他只想能早点被遣返回家乡，回到亲人身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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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后来，气氛就变了。

战俘营前，有人挂起了国民党旗，很多大汉开始揪住一些年纪大些的人，威逼着，让他们签志愿被遣返回台湾的文书。志愿军们不从，那些人就开始用力地殴打他们，还要在他们身上刻“抗俄”等字样。可就算不从，但也由不得他们，一些大汉会紧紧箍住他们的手脚，另一些人就直接在他们的胸上、胳膊上刺字。

△志愿军们不从，那些人就在他们身上刻“抗俄”等字样。资料图

郭三柱的前胸后背以及两个胳膊上就都被刻上了“抗俄”等标语。过了几天，在他旁边铺位睡的栓子被人围住，在逼迫下签了一些文书。尽管身上也被刺了字，栓子仍死命不从，高声喊着：“俺要回家！俺要回家看俺爹俺娘！俺不去台湾！”

第二天早上，栓子就消失了。有战俘悄悄告诉郭三柱，栓子是夜里被拖到了厕所，头朝下扔了进去。

后来，郭三柱被迫签了志愿去台湾的文书，因为他想活着，只有活着，才能有朝一日见到爹娘，小翠，还有自己的孩子。

1953年7月，交战双方在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签字，确定了战俘按照各自自愿原则遣返。

8月到9月间，5600多名志愿军战俘被直接遣送回国。其余多达14000多名志愿军战俘则分批登上了战舰，于1954年1月，驶向了遥远的台湾，里面就有郭三柱。

在抚顺老家，所有亲人都认为他已经成了烈士，都在祭奠他。

其实，早在1951年的7月份，也就是在他入朝作战的三个月后，部队上的人就到了他家，将三柱的烈士证书正式交给了他爹。他娘和小翠当着军人的面，嚎啕大哭。

但三柱爹不信，他坚决不承认他的三柱就这样成了烈士，也坚持不要烈士家属的各项待遇。

又过了几个月，小翠肚子里的孩子没能保住，三柱娘当天晚上就哭得晕了过去，他爹也落了泪。

1953年9月，隔壁生产队的王二娃子作为战俘，回到了家，尽管少了一只胳膊。郭三柱他爹盼到了腊月，终于认了命。一边将烈士家属的牌子钉到了大门上，一边老泪纵横。

第二天，三柱娘揽着小翠的肩膀，说，“苦命的孩子啊，爹娘就不留你了！”小翠听此话，默不作声，只是一直低着头流泪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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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那时的郭三柱，正坐着军舰，行驶在茫茫的大海上。

在途中，他听说，有的战俘跳了海，他们认为，到了台北是死，刺了一身字，回到大陆也是死。

但郭三柱决定，自己坚决不自杀，要活着。这不仅仅是因为他想再看爹娘、小翠和孩子一面，而且他还又多了一种隐秘的想法：他坚信彭总迟早会率领大军解放台湾，到那时候，他一定会让亲人们知道，自己不是一个孬种。

军舰到了码头，所有战俘上岸，分乘军用大卡车到了台北。一路上，不断有人燃放鞭炮，一派喜庆气氛。郭三柱参加了盛大的欢迎集会，在集会上，他被称为了“义士”。

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，他又被要求自我清查，反省，向蒋介石宣誓效忠，又去各地做了巡回报告。终于到了1954年4月，台湾当局宣布郭三柱他们“宣誓加入国军部队”，年轻力壮的郭三柱被分到了金门岛。

大概在1954年的4、5月，台海之间频传战事，四下里阴云密布。

到了8月，金门炮战爆发。郭三柱的内心就像烧开的水，但脸上仍旧是一如既往地不苟言笑。平静得看不出一丝紧张，兄弟们看到了都说，郭班长心理素质好，毕竟是打过大仗的人。

8月底，郭三柱正在值守中，连长突然亲自过来，向他宣布了调令。他被调到后勤部门，并收了他的枪。后来，隐约才得知，几天前，一个志愿军战俘竟然带着美国造的自动步枪，趁着夜色，游到了对岸，跑回了大陆。司令部非常震惊，决定将所有志愿军战俘全部调离作战岗位。

后来，郭三柱又参加了数日的政治学习，被强制加入了国民党。

在厨房洗菜不到一个月，郭三柱又被调离了，这次他的新岗位是猪场。他也不曾料到，他将会在此处，一待就是十五年。

那时，金门岛是军事禁区。每天晚上十点以后，老百姓就不能再点灯了，四下里一片漆黑。岛上也不准使用收音机，连鸽子也不能养，郭三柱白天喂猪，空闲时就写写日记，。晚上，就静静地躺在黑暗中，对亲人的思念就像不远处汹涌的海浪，一次次重重地击打着他的内心。从金门到大陆，最近的地方也不过2300多米，但他就是跳不过去。

到了腊月，猪场杀年猪。郭三柱拿着明晃晃的杀猪刀，竟犹豫起来。

以前生产队都有专门的屠夫，从小到大，他还没有亲手杀过牲畜。周围的伙头兵都哈哈大笑起来，说郭三柱入伍这么多年，人不知杀了多少，怎么现在倒慈悲起来，连猪都下不去手了，想是把母猪当老婆了吧！郭三柱禁不住大喝一声，一刀捅了下去。

从此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。

每年春天养小猪时，他就给它们分别起了名字，比如“二蛋”、“栓子”、“狗剩”等等，这些人名都是小时候在队里玩大的小伙伴。到了年底，小猪已变得大腹便便，面目狰狞。郭三柱就把它们想象为过去欺负过他爹的地主、到处杀人放火的“胡子”（活跃在东北的土匪）、炸死战友的美国鬼子、战俘营里在他身上刺字的那些特务，这样，他就能下得去手了。

日子就这样过去了，22岁参军的郭三柱，此时已是45岁的中年人了。1973年，因新来的长官是东北人，听说郭三柱会做家乡菜，就调他进了厨房。从平时的地三鲜、锅包肉、小鸡炖蘑菇，到过年前包酸菜馅饺子、杀猪菜。

郭三柱就这样，一路颠着大勺，一直颠倒了1981年，颠到他头发渐渐白了，气力也变小了。终于，他退役了，那年他52岁。军衔为中士。

在离开金门岛前，他站在马山观测站的平台上。那里离大陆最近。看着眼前浩瀚的大海，想起自己的父母妻儿，又想到自己这半生经历，泪飞如雨。

退役后，郭三柱来到了台北桃园远郊，在那里暂住。高峰时，这里居住着三千多位退役的志愿军战俘。

他在一处荣军聚居的地区找到一家东北饭店，成了那里的厨师长。饭店老板是一个孀居的妇女，丈夫是随着老蒋入台的军官，十多年前就去世了。

老板是东北人，叫玉兰，郭三柱是个老实人，工作是勤勤恳恳，待人也厚道，厨师们都很佩服他。渐渐地，玉兰就有点喜欢郭三柱，后来索性挑明了。

郭三柱只得把家里的事情和盘托出，尤其说到参军前对小翠“等我”的承诺，玉兰也默然不语。

在思念的煎熬中又捱过去了六年多，1987年底，台湾终于开放居民赴大陆探亲；第二年，又规定韩战期间来台的“义士”可前往大陆探亲，而且荣军总医院免费为他们去除身上的刺青；1989年，大陆也出台相应规定，要求对返家的志愿军战俘妥善安置。

好消息一个接着一个，所有志愿军战俘都是欣喜若狂。但大家都老了。

满头白发的郭三柱临走前，面对着玉兰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一向泼辣的玉兰哭得稀里哗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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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9年，郭三柱终于回到了故乡。